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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5年12月21日，毛主席在杭州找几个中央的理论家谈话，谈话中，毛主席对前不久刚发表的两篇文章极为赞赏，一篇是姚文元在《文汇报》发表的《评新编历史剧“海瑞罢官”》，另一篇是戚本禹响应姚文元所写的文章《为革命而研究历史》，随后，关锋也紧跟形势，写文章响应姚文元，不久，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》应运而生，这篇通知就是大名鼎鼎的《五一六通知》，这篇通知的发表，成为那场动乱开始的标志。
今天我们要讲的关锋，就是《五一六通知》的起草人之一，因这篇文章，关锋得以留在毛主席身边工作，不过，关锋在特殊时期犯下累累罪行，结局令人唏嘘不已。
其实关锋也是一位老革命了，他早在1933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当时的关锋才只有14岁，就已经依偎在党的身边，早年时期，关锋曾在乐陵担任县委书记，这个乐陵是德州市的一个小县城，离关锋的家乡庆云县非常近，这里是关锋早年的主要活动区域，抗战后期，关锋被调到山东分局，担任渤海区教育科科长。
1947年，关锋出任山东渤海师范校长。
就是在这一年，关锋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位“伯乐”，他就是康生。当时康生率领中央土改工作团来到渤海区搞土改，实行了一些“极左”的政策，遭到很多人的反对，谁知关锋却对康生表示大力支持，无疑增加了康生对这位老乡（关锋）的好感，在康生的提拔下，关锋开始步步高升，先后担任山东分局宣传部理论处处长、山东政治学校校长等职务。
1956年，在康生的推荐下，关锋被调到北京任职，进入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，这个政治研究室可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，有许多饱学之士，也有一些大理论家，他们都是为中枢服务的，比如说陈伯达、田家英等等，都是些能够直达“天庭”的人。
而且，在政治研究室工作的这些人，往往更能够了解到领导人的意图，体会到政治动向，比如说1957年，中央发动了反“右”扩大化运动，关锋紧跟形势，发表了一些反击“右派”的文章，比如说有一篇名为《驳所谓“一切领导阶级都有局限性”》的文章，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，让关锋与王力、姚文元等人成为“左派”新秀代表人物。
1958年，关锋被调到《红旗》杂志工作，负责编辑专供毛主席参阅的《思想理论动态》，在此期间，关锋发表的文章受到毛主席的关注，陈伯达对关锋也是十分欣赏，有意对其进行栽培。
当然，关锋影响力最大的文章还是发动那场动乱的《五一六通知》，身为文章起草人之一的关锋自然获得毛主席的青睐，动乱开始不久，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，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，取代了之前的中央书记处，关锋也被吸纳入中央文革小组，成为小组成员之一。
其实，动乱初期，毛主席与刘少奇同志之间的分歧并没有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，可是关锋经过一番分析，认为毛主席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是路线斗争，于是关锋便给江青写了一封信，称“出现了一个逆流”、污蔑刘少奇要““扑灭革命火焰”等等。
正是在关锋等人的污蔑下，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“打倒”，受到残酷的迫害，并最终含冤而逝，留下了无尽的遗憾。
此外，在揪斗彭老总问题上，关锋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，当时彭老总被派到西南大三线工作，谁知关锋与戚本禹联名写信给江青，称：“彭德怀到三线后，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”，还说彭老总是“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”。
正是在关锋等人的诬告下，彭老总被红卫兵从大三线押回北京，受到无情的迫害，身心受到巨大摧残，最终不幸患病，含冤去世。
此时的关锋竟然还不知道收敛，他提出了一个口号，叫“揪军内一小撮”，在这个口号下，“造反派”开始对军事机关和解放军进行冲击，直接打乱了毛主席关于动用解放军“支左”以稳定全国局势的部署，武汉“720事件”后，毛主席对全国局势进行重新审视，作出判断，认为中央文革小组内有坏人，很明显指的就是王力、关锋与戚本禹三人。
1967年8月1日，为纪念解放军成立40周年，关锋在《红旗》上发表了一篇社论，提出：“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，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、斗臭。”正是这篇社论，引起毛主席的震怒，毛主席在社论旁边批注：“还我长城！”
8月26日，毛主席作出指示：“王、关、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，不是好人，把他们抓起来！”于是，按照毛主席的指示，周总理宣布对王力、关锋进行“请假检讨”，随后关锋就被关押进秦城监狱，并被开除了党籍。
1982年，中央对两案进行重新审理，决定对关锋免于起诉，并将其释放，但是维持开除党籍的决定没有改变，晚年的关锋主要将精力放在写作方面，不过对于那段历史，关锋一直奉行“四不原则”，即“不看、不想、不谈、不写”。
2005年，关锋病逝，终年86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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